俄副防长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被捕！俄媒：若罪名成立，将面临最高15年监禁

因此，仅仅因为逆向选择就足以导致政府创立的投资公司，无论叫政府引导资金还是创业基金，最后一定是没有效率的，或者说一定失败。

中国央行面对实体经济困难（不能加息）、美国加息和资本外流（需要加息）、债务负担重（不能加息）、资产泡沫大（需要加息）等互相矛盾的需求，政策抉择殊为不易。作者在书中举了很多利率高低到离奇的例子，强调不同贷款类型之间（如抵押类的大额贷款和小额消费贷款）可以表现出在同一个时期、同一个国家情况下的巨大利率差异，但书中大部分篇幅叙述的是良好信用的标准型、重复型贷款利率。

作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需要记住的是不要高估自己判断利率走势的能力，不能把赌注押在利率一定会向哪个趋势变化上。从古至今多数时候战争都伴随着高利率（二战时美英是例外，英国是因为严格控制利率来为战争筹资，美国是因为战争带来繁荣，所以历史有时有相似性，有时又有差异，无法简单判断），和平时期利率较低。19世纪的最后10年，法国和英国公开市场平均贴现率2.09%，有时甚至低到1%以下（这是短期货币市场利率，19世纪法国的银行给小企业贷款的利率在7-10%之间，当铺和个人放贷机构的小规模消费信贷利率为20-30%）。即认为利率定价背后是人的时间偏好，千年来变化不大，所以利率没有明显的长期变动趋势，就是在波动。曾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大力提高利率的猛药治理通胀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说，提高利率几乎总被认为大于降低利率的风险。

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国债利率突破了1750年以来的高点6%，最高时（1974年）达到了18%。人的时间偏好虽然变化不大，但人类社会可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影响了利率中枢。在转移过程中结余的钱不是支付公司的钱，是客户的钱。

三是其他资管平台，即暂时无法通过以上标准进行界定的平台。传统金融借贷用途相对单一，比如2016年二季度传统金融数据显示绝大多数人民币贷款全部流向房贷，相反互联网金融企业涵盖了企业经营、居民的衣食住行等诸多领域。实际上这些利息理论上来说是属于客户的钱，现在变成他们吃准利差的收入。因为全世界的金融行业都在用探索式的方式来把握区块链这项新技术。

以上是我思考的一点体会，仅仅代表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机构的意见，谢谢各位。上述业态界定仅限于传统机构在互联网端的业务延伸，但涉及互联网资产管理的还有互联网公司，不受传统机构监管，要有统一的界定，避免局部风险变成系统性风险，在资产管理行业蔓延。

中国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高压线之一，就是不要轻易动用普通公众的钱。那么合作有很多模糊、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的地带，比如私募、信托、理财计划，他们卖给投资者是有很强的范围和投资者适当性的限制，也就是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但这些客户是不是看合同就不一定，往往拿到阶段性的收益的时候非常开心，受损时就不愿意了，这也突破了投资者适当管理制度。最近这两天在中国金融界广受关注的就是国务院关于清理互联网金融规范化发展的部署。

对互联网资管的公司来说有很多不能忽视的、容易触碰法律红线的风险。宽松是与发达市场相比较而言的，全球主要发达市场对于互联网参与金融业务从一开始就有非常严格的准入、监管要求。我们现在调研的时候发现第三方支付公司恨不得开十、二十个帐户。比如假定一个产品要在300万，500万以上等，这样就把产品销售对像相对限定在财富相对高、风险承担能力也相对大的人群中，因此，在金融监管过程中，应当严格限制高风险的金融产品卖给普通的、缺乏金融知识的普通老百姓。

从现实市场上不同互联网金融的业态来看，市场实际需求是推动互联网不同领域金融发展的重要动力，比如余额宝能够快速地发展恰恰得益于当时市场的大背景。所以证监会有许多领域往往是管不到的，三个金融监管机构当时也都不能掌握经过互联网配资的活动

这样的判断失误与数据的多少无关。我更关注的是什么样的制度能使得中国的企业家更有创新的积极性？无论是套利和创新都对制度有要求，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自由、私有产权和法治。

我们今天的金融体制很大程度是服务于宏观调控的，经济过热就提高利率，收缩信贷，经济疲软就降低利率，扩大信贷。但我们确实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包括联想、华为这样的企业，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第二，中国的开放政策使得生产可行性边界外移，不仅给中国企业家，而且给外国企业家带来了新的套利空间。） 来源：经济观察网 进入 张维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金融体制 。现在金融市场的套利可以在几秒钟完成，过去投机倒把的套利一两天就可以完成，乡镇企业的套利三五个月就可以完成。如果横坐标代表X产品，纵坐标代表Y产品（我们可以把X理解为玉米，Y理解为大豆），X1Y1是现有技术和资源下的生产可行性边界。

以上我从这五个方面概括了创新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金融体制，一个有助于创新的金融机制不是我们现在的金融体制。但是创新需要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见分晓。

我们不能一方面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另一方面中国增长速度下降了，又说是其他国家拖累的，这在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如果政府不允许企业家自由选择，不允许投资者自由选择，以保护环境、提高效率的名义限制私人投资的投向，这些新技术就不会出现。

甚至像小孩用的一次性尿布这样看起来低科技的产品，宝洁公司从开始研发到投入市场，花了整整十年时间。服务于宏观调控的金融体制只能鼓励套利，不可能鼓励创新。

所以企业家精神一定是超越大数据的。市场的真正功能或者说主要功能不是配置资源，而是推动技术进步。中国经济转型：从套利企业家到创新企业家 从企业家精神的角度看中国经济，简单来说，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来自企业家的套利行为推动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这样的套利不仅包括中国企业家的套利，也包括外国企业家的套利。但现在的规定是如果你亏损就不能融资，只有赚钱多的企业才可以在股票市场上筹集资金，这与股权融资的本意背道而驰。

既然是私人资本，风险自担，政府就不应该对它进行过多的管制。比如外国企业发明了手机，中国企业生产手机套利，山寨手机很容易，但是山寨手机的生产模具就比较难。

如果一个制度不能给大家一个稳定的预期，这个制度就不可能鼓励企业家创新。如果企业现在有很好的盈利，干嘛还要上市？所以有这样一系列的规定，创新根本不可能出现。

如果政府计划机关根据亚马逊或当当网的大数据制定全国的图书出版计划，那一定是图书市场的灾难。大数据可以降低风险，但是大数据不能解决创新面临的不确定性。

现在中国企业也可以生产模具了，但是我们发现制造模具的机器不是德国是就是日本的，连零件都没有中国的，因为制造模具的机械设备的套利要求自身有很高的技术积累，而这方面中国企业仍然有很大的欠缺。因此，不确定性意味着过去的数据并不可能提供有关未来的信息。为什么呢？因为创新有两个特点。美国的页岩气技术也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搞的，而不是大的石油公司搞的。

企业家的第一职能就是发现不均衡点（A或B点），然后抓住机会进行套利，通过他的套利行动改进资源配置，使经济趋向于均衡点C，这就带来了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亚马逊的大数据并不能够预知未来哪一本书会畅销，即使你知道了2016年的畅销书，对预测2017年的畅销书毫无帮助，更不能告诉每一个作者应该写什么书。

或者你现在要投资建厂，产品还没投产的时候要跟银行借款，然后等生产出来卖出去以后把贷款还上。因此，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第一是民营化，第二是自由化，惟其如此，中国才有可能变成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国家，未来10年中国经济才有可能维持4%到5%的增长率。

所以商业银行主要是为企业家的套利而融资。创新需要完全不同于套利的金融体制，这个金融体制就是私人资本的自由交易形成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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